【古苗疆走廊·学术】  贵州文化建设“主体性”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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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记录


文/杨志强
      
“古苗疆走廊”一经出世就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并不是单纯的“概念炒作”。其学术内涵极为丰富，同时兼顾现实应用性，进而提出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批判性反思也切中时弊，获得广泛的共鸣。
     
学术上，把“古苗疆走廊”视为一个具有因果链连接起来的整体空间，关注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及过程，抛弃过去只研究“民族”“族群”而忽视地域空间维度的倾向。
     
通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提出，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要重视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间互为依存的关系；西南地区的许多文化现象事实上大多都具有跨“民族”的“地域性”特征，但迄今为止在民族地区谈及“文化”时，大多只关注“民族文化”之表述，有时甚至用“民族文化”去主观分割“地域文化”的整体性。这种所谓的文化“族界化”现象不仅导致文化的空间整体性被肢解，使得同一地域的各民族·族群间只注重强调差异，把“水乳交融”的现实转述为“你是你，我是我”之想象，客观上会割裂和消解掉传统的地域社会中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及和谐关系，也不利于中央关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这一理论上的崭新思维被《中国社会科学报》评论为不仅是学术理论上的新突破，并对今后中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提出了贵州文化建设“主体性”何在的问题。长期以来，贵州省一直被外界贴上“夜郎自大”、“黔驴技穷”、“天无三日晴”等负面标识。近年来在重塑贵州形象过程中，除“多彩贵州”外，“夜郎文化”、“民族风情”、“原生态文化”都成为宣传贵州文化的重要品牌。然而这些文化标识要么与今天发生断裂（如“夜郎文化”），要么大力渲染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却对居于人口多数的汉族社会视而不见，有些甚至将汉族文化视为“外来文化”或“文化孤岛”（如“屯堡文化”等）。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出贵州省因其历史上的“边缘化”地位而一直缺乏地方文化的自我“主体认同”的事实。贵州大学研究团队通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推出，首次提出了贵州文化的“主体性”何在的问题，认为贵州文化的“多样性”的背后其实都具有内在的关联性，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长期以来文化间互动交融的结果。如果把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文化比作一件色彩斑斓的“外衣”的话，那么，可以说历史上由国家权力的强力介入以及“古苗疆走廊”上的“移民文化”所造就的政治、经济格局以及文化的地域性及族群多样性才真正构成了贵州文化的“脊梁”。因此，要实现“文化兴省”战略，就需要构建起包括汉族社会认同在内的“跨族际”的，以“贵州”地域为基础的地方文化“主体性”认同。目前贵州大学研究团队正筹划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首次提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贵州经验”。历史上，以贵州为腹地“苗疆”地域，围绕“古苗疆走廊”为中心，少数民族社会与封建国家和汉族社会之间的冲突不断，前后共发生一百多次战争或起义，成为明清时代以后中华帝国疆域内战争冲突最为频繁的地区，乃至民间流传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即便是“左”倾路线横行和政治动荡的年代，贵州省的民族关系一直保持着高度和谐团结的局面。杨志强教授指出：在当今在西方国家不断利用民族问题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对“古苗疆走廊”上的民族关系的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从理论上总结出一套中国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贵州经验”，不仅有利于正面宣传中国的民族政策，增强政府的执政信心，具体落实“国发二号文件”中关于建立“民族团结示范区”的发展战略，同时还可反思现今“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之不正常现象，在政治经济上也可以争取得到国家更大力度的支持。
     
提出将“古苗疆走廊”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的远景目标。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开始将“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理念引入到文化遗产类型中，强调其“作为整体的跨文化意义”以及“动态特性”等特征。现今中国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正在申报这一遗产项目。相比之下，“古苗疆走廊”所经之地人口密集、民族众多、经济发达，涵盖湘、黔、滇三省，影响扩及整个西南五省区，至今仍保留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地域及民族文化资源也极为多样，并且各民族/族群文化至今仍处互动交流状态中。这些都使得“古苗疆走廊”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和优势，在时机成熟时，完全可参与申报“世界文化线路遗产”，将其打造成为贵州文化的标志性品牌。此外，通过“古苗疆走廊”研究，还可以将贵州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以往众多处于点状、孤立的有形无形文化遗产置于互为关联的整体视野下连为一体，为“多彩贵州”的宣传注入新的“灵魂”，也可为贵州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造出新的“亮点”。
     
之所以将这条走廊冠名为“古苗疆走廊”，是因为明清时代以后，广义上的“苗疆”曾经是中国西南一个重要的政治地理名词，贵州则被视为“苗疆腹地”，而“苗疆”这一地缘概念的形成最初也与这条古驿道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此外，“苗疆”一语极具历史文化内涵，在外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品牌效应，有利于对外宣传贵州文化；即使如此，他还强调对这一问题仍持完全开放的态度，今后可以继续进行讨论。
     
在中央“国发二号文件”精神的鼓舞下，贵州各民族社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古苗疆走廊”概念的横空出世，不仅以其内涵丰富的“学术性”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性”备受关注，并且也为具体落实中央精神找到一个深度契合点。通过这一“原创性”概念的推出，构建起具有贵州省自身特色的研究阵地和学术“增长点”，改变过去单纯沦为文化资源“原材料输出地”的尴尬地位。以地域空间维度为切入点的“古苗疆走廊”研究，为今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可以广泛参与的平台，对促进贵州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也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文作者为贵州大学教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贵州省人类学学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