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怀念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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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说  

文/王勋 编辑/Lucia
本文来自：群学南开，文章已经过作者授权，原文标题：怀念我的导师费孝通先生
作者  
王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帕克赛分校社会学系/人类学系终身教授，美国华人教授科学家学社会长。

三十三年前的一九八一年，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建议并受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南开大学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期社会学专业班。该班学员共43名，是全国十八所高等院校从七七届学生中选拔出来，学习期限一年，毕业后还要继续培养提高，以便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我十分有幸的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专业班学习一年后，我又万分有幸的通过研究生考试，成了费老在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四位研究生之一，在他的直接指导下从事对“江村”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

三十三年后的今天，很高兴得知母校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同仁们正在以“费孝通与南开社会学”为主题，编写一本社会学系史集，主要是以早期学习的同学之回忆为主，记录同学们在南开学习及日后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作为校友和同仁，我们都应该大力支持。

毫无疑问，费老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社会学家, 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无可比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社会学之所以能在的短短的三十五年中重建并取得长足的发展，离不开费老的辛勤培育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费老对中国社会学发展最重要的影响是他促使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坚定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决心，彻底结束了近三十年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国内消失的不正常状态。费老以他推动社会进步的胸怀和热情，独特的研究视角，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社会情形十分合拍的研究范式和朴实无华而又深入浅出的文字，展示了社会学对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从而奠定了在中国重建和发展社会学的必要基础。

费老在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领导的角色。他的“五脏六腑”方略，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绘制了蓝图。用费老自己的话说，所谓“五脏“是（1）举办培训班和社会学系培养人才；（2）通过教材的发行推动学科的发展；（3）建立专门机构开展研究；（4）创办学会以促进专业人员的交流；（5）设立图书资料中心，专业刊物和出版机构。 所谓“六腑”是指社会学系要开好六门基本课程包括社会学概论、社会学调查方法、社会学理论，社会心理学、经济社会学和比较社会学。

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同步，费老一直关注着中国社会最重要的动向和问题。他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包括小城镇的建设，乡镇企业与农村发展，西部地区的开发，中国文化和全球文化的融合等，无一不与近年来中国社会变动的节拍相吻合。正是费老的引领，才使得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走在健康的和充满生机的大道上。

费老对社会学人才的培养十分重视。他于1981年在 南开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学本科生班。 1982年又在南开大学开办了全国第一个社会学研究生班。我不仅有幸成为南开本科生班和研究生班的学员，更重要的是我成了费老在文革以后的第一批四位入室弟子之一，在1982到1984年间，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攻读硕士，从事对“江村”及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

在跟随费老学习的三年期间，先生的耳提面命，使我学到了许多非常难得和终生受用的东西。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

第一，社会学家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费老一贯提倡学术研究的“经世致用”。 他从不把学术研究看成知识分子的个人嗜好或是单纯的谋生手段。他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进步中承担着义不容辞的使命。他不仅仅对积累和发展社会学知识有兴趣，更看重如何把社会学知识应用于现实生活。因此，费老总是在关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中出现的最敏感的问题,总是希望用社会学知识解释问题的发生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提出的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等多项建议，先后被政府有关部门采纳。他为我们树立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典范。

第二，费老一再告诫我们，社会学家不要过分拘泥于传统的学科界限。尤其是在社会学重建的初期，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我记得我几次向他询问社会学的定义和学科的研究范围，他告诫我不要太在意社会学的定义，因为定义是主观决定的，而世界上的社会学定义不下几十种。它们各有侧重，但又都不完整。另外，他还告诫我社会是一个整体，不同的学科能够研究同样的社会问题。例如，小城镇的发展地理学家可以研究，经济学家可以研究，社会学家同样也应当研究。

第三，费老认为，社会学家应该站在社会改革的前沿，发现和研究重要的社会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学家不应该只坐在书斋里苦思冥想，要经常走出去，看看老百姓真实的生活，与现实世界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个人认为，费老的社会学是走出来的社会学。举一个简单例子，光是一个江村，费老就先后调查了十几次。据有关报道，近20年来，费老每年都用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全国各地搞调查研究或参加学术活动。 我几次回国路过北京想去看看他，都被告知，费老出去搞调查研究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2年的夏天，已经九十二岁高龄的费老，依然不辞辛劳，前来和我们一起参加南开大学社会学本科生班毕业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和相关的学术讨论。

第四，费老在他长达七十多年的社会学研究生涯中，形成了他特有的研究范式。简单地说，首先，社会学研究必须以实地调查为基础，以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为导向。 其次，尽管调查的目的可以是多元的，但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被调查者的利益，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再次，调查的方式，既要以“深挖洞”的形式进行定性分析，也要用“铺地毯”的形式进行定量分析。 当然，费老更重视的还是定性分析，方式是以访谈为主并结合使用相应的统计资料。 最后，费老认为具体的研究应该先要有宏观的把握，然后从微观入手，而研究的结论则应再上升到宏观层次。

第五，费老提倡的社会学是人民的社会学，社会学家不但需要跟他们的学术同伴交流，更要和普通民众交流。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那就是他能以最平实的语言把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实践与普通民众沟通。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费老的为人师表，虚怀若谷。当年我在他的指导下写硕士毕业论文时，费老不仅已是七十四岁的古稀老人，而且担当着众多的重要的社会职务，可是他仍然逐字逐句地修改我的论文，先后在上面做了144个批注和修改意见。 更使我感动的是他接受了我对他在中国家庭的类型学上的建议。 在他的评语中，费老写道：“在论家庭结构上[王勋]对我的分类提出的批评是合理的。我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说过我们应重新考虑过去对大小核心，直系和主干家庭的概念，要从实际出发，看那种概念最能解释中国的社会细胞。这篇论文在这方面突破了我两篇对家庭结构的文章的框框，也为我的‘三论中国家庭结构’提供了很有益的启发。在家庭的赡养职能上能对我的‘二论’作了追踪的观察，即对实行生产责任制后的变化和产生的新的问题做出了很有系统的续篇，希望能把这一部分写成一篇专论，可以单独发表。”时隔三十年，今天重读费老当年对我的鼓励和期待，令我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从费老身上，我看到了一位大师和哲人的风采。他的胸怀，思想，方法和实践，是我们受益无穷的精神财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显著成绩，但我还是试图努力追随着费老的脚印，从事社会学的学习，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回顾过去，发现我的学习和工作深深的受到了费老的影响。

第一，关注社会的现实的重大问题，试图站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前列。1983年我还在读研究生时，就在江村调查的基础上在《广东保险》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计划生育与农民养老问题的文章，呼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不仅是做好计划生育的重要前提条件，更是开展计划生育后出现相关养老问题的解决方式之一。与此同时，1984年初我在《人文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西北移民的文章，呼吁开发大西北。提出对这两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应该说是在国内开了先河的。三十年过去，这些课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又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了社会学应该站在改革的前列的文章，呼吁社会学应该研究重大社会问题，成为显学，防止社会学变成于光远先生所说的“剩余科学”。1987年赴美国后我的研究兴趣主要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外合资企业的文化冲突和全球化几个大的方面。这些问题也都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变动中的现实和重大问题。

第二，我的研究兴趣更注重应用社会学和公众社会学。虽然这类研究的文章大多不太适宜在所谓的以定量研究为主的顶级杂志上发表，但我认为这类研究对社会的贡献很大，更应该提倡。1987年出国前我就发表了相关文章，介绍美国的应用社会学。 受美国社会学学会会长麦克，布洛威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在国内多所大学进行关于应用社会学和公众社会学的演讲，呼吁回复社会学的根本，希望社会学能够经世致用，能真正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把脉诊断开方。 1996年我在富布赖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美国企业的社会文化背景”专题讲习班。通过讲习班，我们不仅详细介绍了包括法律，思想等美国企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我提出和传播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理念，即管理制度的建立离不开本土的文化。中国管理制度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的理论，而必须建立之中国文化的基础上。 2001年，在美国国务院资助下，我邀请了包括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体改委研究会秘书长石晓敏，时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副司长，现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信长兴，和清华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助理及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等在内的十二位与劳动就业相关的经济，就业，住房和医疗方面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在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和考察，详细了解如何在市场经济下全方位的对待和解决失业和再就业的问题。特别是通过对美国向国人介绍“一站式”劳动就业中心第一次介绍了国外“一站式”办公的理念。2014年1月，我又和武汉市江汉大学的同仁们率先在国内建立了第一个社会组织发展研究中心，从事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孵化和培育工作。2014年6月，在中心同仁共同努力下，我们在武汉市政府有史以来的第一批政府采购中中标，对武汉市的200家社会组织进行评估。

第三，在我的研究中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而不只是局限于一种研究方法。我既用过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定量分析的研究方式，也用过用访谈式方法收集资料的定性分析。由于中国社会学恢复草创阶段，曾经有一阶段一些同仁盲目全盘接受美国的定量方法而忽视了传统的定性研究方式，甚至有人评判认为费老的研究方式缺乏科学性，过时了。以我之见，这是值得商榷的。科学研究的方法应该而且可以是多样化的，定量研究固然重要，但在研究一些刚刚出现的社会问题时定性研究也是特别必要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社会学的生命力恰恰是要研究这些最新出现的社会问题，因此这种方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第四，我非常赞同费老关于科学研究不要过分拘泥于传统的学科界限的观点。我从事的组织研究和中国研究本身就是跨学科的。我参与的研究及发表过的文章不少是超出了社会学领域里。其中包括管理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的杂志。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我和美国“研发百家奖”(又称世界发明的奥斯卡奖, 应用科学诺贝尔奖）获得者, 美国阿岗国家实验室的曾左韬博士（R&D100 Awards，http://www.rd100awards.com/）合写的关于全球暖化对中国水资源和农业影响的文章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会刊《科技导报》上发表并为《新华文摘》转摘。《科技导报》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术会刊，1980年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倡议在美国创办，全世界发行，杨振宁博士、孟昭英院士、朱光亚院士先后任主编。现任社长、主编是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科技导报》以发表国内外科学和技术各学科专业原创性论文为主，同时刊登阶段性科研成果报告，报道国内外重大科技新闻，把努力办成中国的《SCIENCE》和《NATURE》作为奋斗目标。
第五，我的研究和工作兴趣是跨文化的，全球性的。2000年起我和两位美国的同学创办了全球社会变迁研究网站并在网站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全球变迁的研究报告(http://gsociology.icaap.org/reports.html)。这些研究报告被不少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引用，其中包括全球社会和经济变迁研究，不平等研究，宏观市场研究，性别和都市研究，组织变迁研究，资本主义研究，旅游学研究，经济发展，地区主义和政策研究，及生活质量研究等。

2012年我和夏克漫，刘雅玲合写的“在全球开展社会学研究”一文，被收选到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导读三十篇》（Thirty Readings in Introductory Sociology）一书中。这本书收集了三十篇社会学历史上著名的文章，其中作者包括社会学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斯.韦伯，埃米尔. 杜尔克海姆，现代著名社会学家怀特. 密尔斯，W.E.B.. 杜波伊斯，伊曼纽尔. 沃勒斯坦，霍华德.贝克，和麦克. 布渃威等。本书作者中有五位先后担任过美国社会学学会的会长。

与此同时，我还长期和国内各大学进行交流，为研究生和本科生讲课，其中包括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美国企业的社会文化背景”，南开大学讲授“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清华大学讲授“西方组织理论”。我还多次应邀在国内各知名大学开设讲座，其中包括：武汉大学，中山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贵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并在多所大学担任过特聘教授或兼职教授。

2002年10月，作为芝加哥地区华侨领袖和优秀留学人员代表我受到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切接见并合影。2009年4月我应国务委员刘延东特别邀请参加由15名华裔教授参加的在旧金山举行的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研讨会。2011年1月，我作为芝加哥地区华侨领袖和优秀留学人员代表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亲切接见并合影。

最后我想用费老逝世时我寄给治丧委员会和费老家人的一幅挽联来结束本文，并以此再一次表达我对费老的思念。

一介书生，一生富民，难显先师博大胸怀。
三年门生，三生有幸，不尽后学无限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