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大学

标题: 【重头】通往良知的人类拯救之路（理性神话与现代人的异化） [打印本页]

作者: xiaojie73oo 时间: 2015-11-5 16:22
标题: 【重头】通往良知的人类拯救之路（理性神话与现代人的异化）
【作者简介】1950年11月生于贵州贵阳，现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一、从传统讲会谈起

会讲是中国传统的讲学方式，中国古代从孔子开始办私学，大家在一起讲学，相互寻找激励的资源，帮助自己与他人实现生命的价值。一些重要的教育原则——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在先秦便已基本形成，影响中国文化极为深远，是人类智慧宝藏永磨不刊的箴言。讲学的形式多种多样，或一人主讲，或轮流对辩，或随机灵活指点，或二三同道一起探讨学问，我们今天的讲会也是这样。但今天许多所谓的讲学却遗忘了历史，只知道西方的学术讨论，不了解中国传统的学术会讲。这是不是数典忘祖，大家自可去重新思考。
从历史发展脉络上看，讲学活动促进了魏晋玄学的兴起，影响了隋唐时期佛教的中国化发展，更催生了宋明两代儒学的突破性新发展。就儒家内部的学术进路言，宋明两代的会讲活动最多，譬如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就是不同学术思想平等交锋对话的一个典范。换句话说，自宋至明代，会讲已构成了历代文化的一大特点。清儒甚至认为明代学术完全反映在讲学活动上。讲学对士人精神的挺立、对民间文化的传承，都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当然清儒也不满意明儒的空谈心性，激烈者甚至认为明王朝的灭亡就是起因于讲学活动。这是一种讲学误国的偏颇之论，我个人认为无论如何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学术千门万户，不能各执一端攻击另一端。明代讲学标榜的是气节，推崇的是大义，就像不能说道在工夫之外一样，也不能道在讲学之外。明代豪迈英挺之士接踵而出，谁也不能断言说就与讲学所发挥的作用毫无关系。清儒要回到经典去，做了大量的经典考证工作。这是一个重返经典的运动，目的在于重建民间礼俗秩序，作法很接近汉儒，所以清学与汉学最为接近，甚至直接就可把清学称为汉学。他们所作的工作自然很重要。但同道相互切磋，谈论问题，讲学的风气依然还是存在的。
20世纪初叶以来，我们学习西方，西方价值成为最高价值，讲学活动也被称为沙龙（salon）。沙龙源于十七世纪末的法国巴黎，往往是在贵族知识分子——主要为文人艺术家——的私人客厅或酒吧里谈论文艺与人生问题，通常都有上层贵族妇女作为主人，是精英文化的一种雅集方式，类似于中国的清谈，成为小型聚会的代称。沙龙也产生了一批大思想家阶层，如伏尔泰、卢梭等，他们的哲学思考都得益于沙龙的文化氛围。沙龙如今已成了西方人的“公共领域”，既可以自由发表个人意见，也可以公开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是最能显示公众舆论的场所。陈寅恪先生认为法国人与中国人在文化精神气质上最为相近，透过沙龙与会讲的比较也可略窥一斑。但实际上，沙龙与讲会仍有很大的时间上的差别。讲会远比沙龙的兴起早得多，规模往往也大得多。具体到贵州，讲学活动也开始得很早，东汉尹珍便已在黔北传播儒学，后来学者将他视为贵州教育文化事业的开山。以后讲学活动时续时辍，最兴盛的时代仍在明代。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及“知行合一”学说，都是通过讲学活动提出的。贵州大学的前身是贵山书院，贵山书院则是贵州乃至全国的重要书院。通过贵山书院的办学历史也可看到，凭借讲学活动，培养了一批人才，一部分考取进士，宦游天下，一部分留在乡邦，服务桑梓，都为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至于朱子与陆象山的鹅湖之会，更是一种有趣的学术辩论讲会，是大儒相互说理辩难的典范，既有个人学术立场的固守坚持，也有相互之间的理解沟通。总之，学校是文明的基石，讲会则代表了文明结构中的活泼风气，历史上的讲会培养了不少人才，也教化影响了世道人心；现代大学肩负着推动历史进步的巨大责任，讲会活动的恢复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

二、理性神话与现代人的异化

回到我们的主题“现代性危机与人类良知”。大家知道，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好处，从与衣、食、住、行有关的日常生活到人类居住的整个外部环境，从民族国家的富强到日益深刻地影响每一个体生命实感的全球一体化，从人类产品的不断花样翻新到精神快餐的层出不穷，现代性都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构成了现代性价值与现代性现象二者的统一。现代性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类高歌猛进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国家乃至全世界都在朝着现代性的方向发展，愈动愈出的现代性大潮裹挟着各个阶层的生活节奏。但是我们也不难看到，现代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现代性并不是绝对真理和绝对价值，它也存在着不少危机。所以有必要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尽可能地从中获得好处而避免可能发生的危害。这是任何一个具有反思精神的现代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一大时代课题。
现代性不仅仅是欧洲学术界的重要思考题域，东方学术界也有必要及时探讨这一问题。但我们首先要问，应该如何看待欧美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呢？欧美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看法实际也是异说纷纭，各种理论主张及话语言说铺天盖地，其中较为主要和突出也颇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有几代人的传承——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人对现代性都有所反思和批判。大家知道，法兰克福学派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他们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早期马克思主义）的精神。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文明进行批判，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文明——或者说现代性文明——进行批判，只要稍作比较即不难发现，二者均同样具有强大的现实批判精神。他们的批判精神始终贯串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是对现实激烈不满又颇有深刻学理的批判，是现代生存条件内部紧张关系激发出来的自我反思，是一种具有现代性批判视域的辩证法文明观。霍克海默、阿多诺出版的批判现代性的著作，都充满了睿智与哲思，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是不脱离社会现象学的理论言说，都很有意思。
启蒙运动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既深且钜，现代性的视野从此获得了极大的推廓，世界文明随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欧洲文化更因此而有了迅猛的发展。但凡事不会都有利而决无弊，否定辩证法从来不会作出这样的许诺。启蒙运动同样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最突出的便是导致了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人的异化”。霍克海默、阿多诺就认为启蒙运动和古希腊神话有相当程度上的一致性。启蒙的原则一方面与现代性的原则同构，一方面也是神话的原型的暗中再版，表面上摧毁了原型的神话，但实际却制造了现代版的新神话。古希腊神话认为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通过神我们可以了解自然与支配自然，拥有世界的一切，获得人生存在的全部意义。人是无力的有限的，神则是有力的无限的，人类虽然在自然面前微不足道、软弱渺小，但却可以通过神灵无限放大或扩张自己，最终凭借自己所创造的神掌握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古希腊时代，生产力仍然低下，人类不能征服自然，但是又向往征服自然，于是便通过神话谱系的创造来获得支配、控制、操纵和征服自然的力量。神可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包括个人生命的问题、宇宙奥秘的问题，社会组织结构的问题，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逻辑上不可能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否则便不符合逻辑上的非矛盾律要求。十分有趣的是，在启蒙精神里面，我们看到启蒙精神和古希腊的神话思维结构有着同样的特质。神可以控制自然，理性精神也可以控制自然；神可以支配自然，理性精神也可以支配自然；神可以征服自然，理性精神同样可以征服自然；神可以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理性精神同样可以解决人类的各种问题；通过神我们可以获得安全感，通过理性我们同样可以获得安全感。神和理性之间完全可以作名词的替换，相互之间有着很奇妙的对应化同构关系。略有不同的是，神是通过巫术来控制自然，理性则是凭借科学来控制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取代了巫术，但在目的论上则实现了巫术。理性以为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掌管和控制整个世界，但实际只是僭越人性的狂妄渎神偏见或行为。
有鉴于以上情况，霍克海默、阿多诺都把理性称为“理性的神化”、启蒙则为“启蒙的神话”。启蒙、理性同神一样，都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价值，而天道性理的价值则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运作下，发生了逆转式的颠覆。人一方面发展了理性，感受到了理性的外化力量，为理性的成就而高歌欢唱，一方面又被理性所束缚，感受到理性的异化力量，为理性的沉重压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理性捆绑的人”，生活在“理性铁笼”中的人，人成了不折不扣的“理性的生物”，不仅生活在理性的话语及相应的客观化、制度化结构之中，而且也生活在理性的能力及相应的机器化、技术化之中，精神、人格、修养统统都与人的规定性无关。我们生活在铁笼之中，铁笼恰好由人的理性一手造成。经过启蒙的世界给我们留下了“洋洋得意的灾难”。理性启蒙精神许诺人们拥有自由，但实际上人们却发现自己正在远离自由。启蒙的许诺成了噩梦，理性的光辉也遁为黑暗。理性是什么？理性有神圣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但现在理性的非理性与非理性的理性已搅混为一体，它们统统都化约成了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理性工具化了，精神工具化了，人格工具化了，生命工具化了，一切代表崇高价值的东西都成了摆设，因为工具理性为实现自己的目的需要将它们作为手段来加以摆设。
现代性的核心基础是理性精神的充分发展，但由于理性只关注手段而遗弃了目的，所以它在扫荡一切有碍于自身发展的传统的同时，也使自己蜕变成了工具王国中的工具。工具理性如今可说是无所不在，它通过市场、广告、商业、利润、资本家的跨国公司、最大化的经济效率、无限扩张的竞争意识来实现自己和完成自己。我们以为自己的选择是主体性的选择，但实际上是功利化的广告支配下的选择，我们丢失了主体性，沦陷在无自我的非本然性的异化境地之中。我们不过是工具理性下的一个无个性的螺丝钉，是社会超大运作结构中的一个不需要思维的组装部件。工具理性无所不能，同古希腊神话中的神学谱系完全一样。但它却是人自身的颠覆，即把人本身变成了工具。我们是工具理性的工具，目的早就错位成了手段。工具解放生产力，但并没有解放人自身。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都认为人应该是自由和独立的，但现在人只是电脑或数字化程序控制下的一个数据，是市场效率追求者必须随时捕捉的消费对象。市场在销售产品的同时，也塑造了消费者，但消费的需要不是来自人自身的生存或生活，而是来源于市场的支配和控制。整个世界的话语权都被工具理性控制，人已经失语——至少在精神和情感上已经失语，成为冷冰冰的会计算而不会抒情的干瘪的存在。于是我们看到，从启蒙理性到科学理性，从科学理性到工具理性，从工具理性到消费理性，现代性的危机就在不知不觉的市场化吊诡过程中发生了。这个危机就是人的异化，人的堕落，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与自然的对立。在现代文明的表象下隐藏着各种野蛮与鄙俗。世界在各种二分法中遭到切割，世界已被肢解为碎片。康德的二律背反说明了形而上学的不可能，但更严重的仍是现实世界的异化与颠覆。异化也可说是理性的异化，颠覆则是神话建构之后否定辩证法式的颠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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